摘要：村镇银行金融扶贫的优势 从国际经验看，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以社区银行（村镇银行）为代表的小型金融机构是小微和涉农信贷的主要提供者，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 ...

所以大额风险暴露监管上限等硬性指标可能会倒逼中小型银行去寻求信用质量较低的客户追求达标，这反而增大了非预期损失的可能，对银行的持续经营造成威胁。

负债总额8701亿元，其中各项存款7480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27.1%和28.8%。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充分借鉴富登金融的小额信贷技术，实施了专门的小微信贷流程。

二是开展村镇银行+互联网创新。吸收资金主要用于投放当地，存贷比达到78.6%，居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从2015年起，中银富登开始探索大数据平台基础建设，并初步用于指导村镇银行进行精准营销。作为国内最大的村镇银行集团，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基本完成了82家法人机构布局，中西部地区占比78%，国定贫困县占比33%，总体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不良率保持在合理水平，拨备充足。例如，3月末，央行印发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办法，明确了推进落实两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政策要求。

增强支农再贷款利率灵活度，兼顾村镇银行与贷款客户双方利益。一方面村镇银行要尽快补上支付结算的短板，接通银行渠道，提供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常规电子服务渠道，增强以支付为核心的金融服务能力，推进传统金融业务与互联网技术融合。第二个问题，我们给出了未来风险爆发的路径，风险弄不好是从对外部门开始，在特定内外冲击之后资本加速外流引发的，会导致风险从对外部门传递到私人部门，这主要是通过流动性和利率渠道，通过私人部门到公共部门，主要是因为银行危机需要政府救援，最后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传到对外部门，导致居民信心下降进而引发更大的资本外流。

三、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所以需要两个手段，一是结构性改革。增长非常必要的原因在于，只有适度的增长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风险问题。实体企业放大杠杆是为了构建产能，而中国企业高杠杆对应的则是中国经济的过剩产能。

一是非金融企业的高负债，也即企业高杠杆。因此，去库存很可能会以相当激烈的方式展开，这期间，必然会有部分开发商融资链条断裂，无法向银行还款，产生违约。

大量僵尸企业和银行的存在，会导致长期竞争力下降。曾有研究表明，中国整体的房地产去库存需耗费4-5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为了获得居民存款，不得不被迫给居民以更高的存款回报率，这便压缩了金融机构的利差，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开始恶化。据估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中国企业平均投资回报率在10%以上，而目前回报率已降至5%以下，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整体投资回报率发生腰斩，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产能过剩。

因此，大规模进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做法必将进一步恶化银行资产端。以下分析主要基于系统性风险，而非单一风险。所谓的僵尸银行或僵尸企业，就是没有政府注入资源的话，就生存不下去的银行或企业。高储蓄意味着居民部门资金充裕，由于金融抑制，居民储蓄无法流向国外，因此，居民储蓄会集中于国内银行，政府可以把利率定得很低，这就给了企业部门与银行以利好。

去年以前，中国企业债市场的违约数量累加起来不到10起，但今年上半年，中国信用债市场累计违约达20多起，其中以民营企业居多，但也不乏国有企业。所谓市场化，就是要让不良资产有一个公开定价，要用市场化手段让资产管理公司对从银行购买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也要允许银行根据市场化价格将坏账出让给另外的金融机构。

只有中央政府有能力救助银行，救助的方式要么是向银行注入本金，要么帮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或是为银行资产提供担保，无论哪一种救援方式都会导致中央政府债务上升。而资本外流与汇率贬值预期可能相互加强，贬值预期会导致更多的资本外流，资本外流在外汇市场会导致人民币抛售，这会加剧人民币贬值预期。

未来坏账处理过程，应该是银行先靠自身力量消化不良资产，然后再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转让一些不良资产，最后在坏账暴露比较充分之后，政府最终才介入，注资或者是提供担保，三管齐下是比较好的方式，这有助于部分切断风险由银行部门向公共部门的传递。过去，中国拥有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出口大于进口，资本账户的流入大于流出。在此情况下，央行必然会加以干预，央行可以通过冲销的方式防止流动性下降，而冲销未来最可能使用的工具是降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私人部门加速去杠杆、房地产部门加速去库存，金融风险就会加速显性化，最后很可能导致银行坏账加速上升。近年来，中国国民储蓄率趋稳，甚至出现轻微下降，人口老龄化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而中国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产库存巨大，去库存要耗费相当长一段时间。

第五，针对危机形成预案。今年上半年，风险进一步蔓延至信用债市场，即中国企业债市场。

我们仍然需要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率。第三个问题，过去我们风险没有爆发的原因在于三个减震器的存在，但这些减震器现在正在失效。

企业加杠杆的目的是放大收益，但加杠杆后潜在亏损也可能放大，因此，杠杆是成倍增加风险或收益的机制。三、日本经济过去致力于修复资产负债表，也在清理银行不良资产，但却在资产负债表基本上修补完成后，遭遇到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这一问题要分城市看待，一线城市的库存并不算高，房价居高不下。资本外流与人民币贬值预期相互增强，是中国对外部门面临的主要风险。民主机制是多党竞争，每个政党上台前都拼命给老百姓许诺，说上台之后提高工资和养老金。导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可以用三个特征描绘。

这不是基于企业自身意愿的去杠杆，而是由于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无法向银行还本付息的被动的去杠杆，其背后则是很多企业被动违约的过程。过去大家一度认为，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足以抵御任何风险，但是从去年开始，外汇储备缩水很快。

我们预测，今年下半年还有两次左右的降准机会，其目的就是为了补充因资本外流而降低的流动性。中央政府目前的债务是可控的，但由于近几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很快，因此，自2014年起，中央政府开始治理地方政府债务，主要依靠的手段是：首先进行了两次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审计，评估债务问题的严重程度。

下面我来谈谈三个部门各自重要的风险点及风险爆发与传递的机制，即风险可能爆发在哪个部门，风险爆发后将如何在各部门之间传递。注：本文为笔者于2016年7月23日在北京所做的关于新著《危机、挑战与变革：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风险》的读书会上的演讲实录，已经经过笔者审阅。

我们的研究表明，过去十年内，导致中国短期资本外流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币贬值预期。一般情况下，如果私人部门爆发危机，国有资产要变现将会变得很难。我们对未来依然审慎乐观。高储蓄与金融抑制环境很好地保护了企业和银行部门，这是第一个缓冲垫

我们的研究表明，过去十年内，导致中国短期资本外流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币贬值预期。一是非金融企业的高负债，也即企业高杠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私人部门加速去杠杆、房地产部门加速去库存，金融风险就会加速显性化，最后很可能导致银行坏账加速上升。双顺差意味着资本不断流入，储备不断累积，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

这里指的结构性改革和最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太一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我这里指的几点是，一、开放服务业。私人部门目前面临两大风险。